內地工資改革巨震

富士康大幅調升內地員工工資，再次拉動起工資改革運動和產業轉型的進程，但這一波明顯和以往不同的是政府方面竟出面力挺勞方集體談判，工資改革的震盪對內地經濟影響有多深？

事實上內地的工資改革運動其實一直都在進行中，只是過往重點單純聚焦在調升最低工資上，自2004年起內地各地方政府已經需要每年調升最低工資一次，但受金融海嘯影響，2008年11月，內地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才暫時對工資調整叫停，至今年初開始多個地方政府其實已再啓動上調最低工資。

中央調整勞工政策

無疑，富士康和廣東南海本田等工潮掀起的「蝴蝶效應」，成為了近期工資改革運動另一起跳點，由調升最低工資主導，變為草擬中的三方面主力深化改革，勞工集體談判成為今個浪潮的風眼。

有報道指出，國家發改委等部門已就「十二五」（2011年至2015年計劃）工資增長政策作出研究，重點主要包括調整最低工資標準、推進勞資協商和談判機制的運作、工人的工資和企業經營利潤掛鈎。

而近日多份官方報章，例如《人民日報》和《新華社》也有撰文，高調支持工資上調，當中《新華社》的撰文措詞較為嚴厲，文章指出，「一綫員工沒有分享到企業發展的成果，收入分配很不合理；要讓勞動者有尊嚴地生活；富士康將員工薪資提升30%，無疑是一個積極訊號。」

從政策轉變到開腔支持工人運動，反映內地政府在工資取態上變得更為進取，期望透過近日的工潮成為契機，加快工業轉型。

這次工資運動改革影響面主要有幾方面，第一，工會的影響力抬頭，在本月初新華網消息指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出了《關於進一步加強企業工會建設充分發揮企業工會作用的緊急通知》，當中鼓勵外商投資非公有制企業組建工會維權，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共決機制，提高職工特別是生產一綫職工的勞動報酬。

工會崛起好壞實屬兩睇，好的方面當然是可以為廣大勞工爭取合理權益，但著名經濟學者張五常亦警告，內地推工資集體協商是玩火，會削弱個別員工力爭上游的意向和容易導致集體罷工的出現。不免令人憂慮，工會勢力過大，會嚴重影響外商的投資意慾。

憂損營商環境 引通脹

第二方面，工資上調得過猛過急恐會引發通脹，對經濟不利。現在集體談判爭取加薪差不多已擴散至全國多個生產基地，廠方變得弱勢，因為不加薪，工人集體罷工會令生產停頓，另外，周邊的廠房加薪，自己不加又留不住熟手員工。數十百分比工資上漲相當普遍。

大範圍大幅加薪，必然會從需求刺激消費，再帶動通脹上升，內地5月份的通脹率已同比上漲3.1%，加薪潮恐有再推高通脹效果，必須小心防範。

疏導支持減民怨

至於內地官方力挺工資上漲，實在是無辦法之中辦法，因為禁不得，倒不如主動指導改革方針。

內地近年的通脹增長幅度實屬不低，2009年暫停最低工資上調後已出現工資落後的情況，而且工潮有機性地自我?生蔓延後，作為工人階級起家的黨政府，如果不允許工人爭取權益，無疑是親手拆自己台戲，有損管治根基。

另外，官方的支持也有助減輕人民對貧富懸殊的不滿，世界銀行的報告有指，內地的1%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%的財富，財富集中度竟較美國5%人口掌握了 60%財富還要高，此外，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也達3.3倍，資源分配嚴重失衡。

平衡利益 加速轉型

中國經濟改革發展到今日，改變轉型已經刻不容援，但政府必須扮演平衡勞資雙方利益的角色，製造可持續發展的經營環境，避免過於向一方傾斜和改革步伐過於急進。

由中央政治局委員、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富士康事件上親力親為，可以看出中央希望可以抓住今次的機會，加快產業轉型之心昭然若揭。汪洋上月20日在《人民日報》發表題為「探索廣東特色之路」的署名文章，當中提出「雙轉移」（轉移產業和勞動力）、「雙提升」（提升產業競爭力和自我創新能力）和「雙破解」（破解產業轉型升級和綜合競爭提高難題、區域發展不平衡的難題）戰略，此外在多個場合也多番強調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過程中要「以人為本」。

從汪洋的文章可以看出，透過工資上調和行政主導，迫使東部沿海產業作結構性提升，而勞動力密集工業也需向中西部遷移，以換取較低成本和更多優惠，同時支持強化西部大發展政策得以落實已是勢在必行。

內地增長或放緩

工人短缺和高工資有可能令內地經濟增長放緩，美銀美林的分析員指，在年中內地經濟增長可能由11%下降至9%。東亞銀行經濟師也指出內地有可能因工資增長引發通脹，有機會在年底前加息兩次。

消費擴大能否支掌增長，或會否惹來通脹仍是未知數，但是數萬港商在內地有可能因成本過高而結業，對香港或多或少會帶來一定衝擊。

而且，香港能否把握機會在這次珠三角結構轉型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，將香港服務業的優勢延伸和加強與珠三角區域融合，對將來發展有深遠影響。試想想，如果香港連金融服務業價值也失去時，利用價值還何在？